陈朝升

武义山川钟灵毓秀，历史人文荟萃，文化积淀深厚，《东阳山水记》云：“秦末有八士从洛阳来，逋栖于此，皆青素冠履，因名。唐泰和八年廉察使牒县附之《图经》，而姓名则竟不传也。”洛阳八士无意之间隐居于八素山，在武义不仅留下最早的人文足迹，同时也开启了武义“隐逸文化”的先河。

张彦卿作为武义“隐逸文化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虽载于史册，然资料甚简。康熙版《武义县志·贤寓》记载：“张彦卿，未详何许人，前为永康县令，慕白阳弃官家于此，子孙今犹在焉。”又据嘉庆版《武义县志·隐逸》记载：“张彦卿，前为永康令，慕白阳山水佳胜，弃官家于此，遂为邑人”。综上可知张彦卿曾任永康县令，因慕白阳山胜境，弃官安家于此，但没有明确其任职朝代。

对于张彦卿是否为东晋时永康县令，前人虽有做过考证，但考证未详。无独有偶，笔者参与某书编撰工作，前往朱王村实地走访、采集资料时，在该村与寺后张、塘塍头共同续修的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中发现本支张姓始祖为张彦卿，并且也担任过永康县令，由此再次引起笔者的关注，故不揣浅陋重作考略。

《清河张氏宗谱·像赞》中记载：“彦卿公，赐进士，由河南开封府任永康县，任末隐居县东八素门，今武义张姓之始祖。”根据上述记载，张彦卿任永康县令并无疑问，但像赞内也未明确交代其任职朝代。笔者随后又查阅了由徐升业撰写于清乾隆癸亥年（1743）的《清河张氏重修宗谱序》，其中记载：“彦卿公，元朝即位，耻仕于朝，遂隐居于白阳东，普宁圣寺之后居焉。”另由岁贡何葆仁撰写于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的《清河张氏重修宗谱序》记载：“张氏居武义之祖曰彦卿公，宋末疾胡元之侵牟，席卷以有中国，既不能奋干戈锄奸，究以匡社稷，效乃祖汉阳忠献公之所为，则弃其谷禄，隐遁于白阳山下。”

从序言中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该谱记载的张彦卿生活在宋末元初时期，因效仿先祖守节，弃官隐居于白阳山。但这不能确定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与《武义县志》记载的张彦卿是否为同一人。

为此笔者又查阅清光绪版《永康县志·职官名表》中宋代永康知县名录，其中张姓知县有七人，分别为“张成新、张祖、张常、张著、张沆、张介、张咸”，并无张彦卿。且张姓最后一任知县张咸任职年份为南宋淳熙年间（1174—1189），此时距离南宋灭亡还相差近百年时间，因此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中记载的张彦卿宋末任职永康知县应该有误。

对于张彦卿担任什么朝代的永康县令，笔者最终在《永康县志·职官名表》晋置令、主簿录事等人员中找到了明确记载：“晋令张彦卿，旧志载武义人。”又根据世传张彦卿夫人为刘伶之女，但《清河张氏宗谱》世系图表中记载的张彦卿夫人为陈氏。综上两者所处年代、配偶皆不相同，且官方志书可信度一般高于家族宗谱，笔者认为两份史料中记载的张彦卿应该不是同一人，且张彦卿任东晋永康县令毋庸置疑。

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，笔者分析有以下两种原因。

其一，两者有几点相同之处，同名、同姓且皆隐居白阳山。

其二，在封建社会，家族的地位和声望非常重要。通过将家族与历史上的名人或显赫人物联系起来，可以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。同时中国古代有“尊祖敬宗”的传统，家族成员往往希望通过追溯显赫的祖先来弘扬家族的荣耀。这种传统导致了家谱中对祖先的美化和理想化，有时会忽略真实性。加之宋代之前的史料保存不如后世完善，许多家族的早期历史难以考证。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家谱编纂者可能会根据传说来构建家族的历史。

张彦卿作为武义“隐逸文化”的代表，带来的中原和魏晋遗风，滋润造就了武义人独特的民风习俗和思想个性，从侧面也证明了武义是隐逸贤寓文化的厚土，更是一座宜游、宜居的康养名城。